阿根廷摇滚：作为反抗的政治

  ·深读拉美·

  夏婷婷

  

  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必然会想到兴起于美国、蔓延整个西方的“反文化运动”、英德等国的新左派学生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等耳熟能详的名字。在“爱”、“革命”、“和平”等口号的名义下，青年人以长发、摇滚、吸毒、群居、性解放、狂欢等激烈的生活方式，表达对正统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抗议。而在南半球最南端的阿根廷，也掀起了一系列以激进生活方式抗议主流文化的行动。由于时代和历史语境的差异，这些行动被赋予了不同的反抗价值，而摇滚乐正是这些激烈反抗的见证和副产品。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政局动荡，六十年代去庇隆化的军政府带来的是经济的停滞和庇隆派与反庇隆派之间的争斗，人民生活在彷徨苦痛之中，一系列左翼理想主义者如游击队、第三世界运动等为国家和民众的命运不断斗争，1973年庇隆借助左翼力量回归政坛，却也没有给国家带来希望，民众并未从他那里获得权利和利益。在庇隆去世之后，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76年上台的魏地拉独裁军政府对国家进行整肃，举起大刀，砍向他们称为“癌症”的左翼极端组织，发动了“肮脏战争”。

  肮脏战争是阿根廷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根据阿根廷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统计，在这场整肃中，失踪人数多达30000人，其中67%的失踪人群为18-30岁之间的年轻人。在阿根廷，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左派”与“反文化”两个群体经常被军政府混为一谈，尤其是在独裁压制最严峻的时期，镇压的主要对象即左翼游击队成员的年轻人群体，而摇滚乐群体成了被殃及的池鱼，独裁政府将两者划了等号，认为只要是长发的就是受了共产主义之类的激进思想的毒害，就是游击队员，就是恐怖分子，甚至只要你是年轻人，就是可疑的。

  事实上，“新左派”的群体与“反文化”群体，两者往往是互不相干的，前者是主张用激进手段进行社会改革，而后者是在文化上进行反叛，反文化运动没有冲击权力结构的理想，只是以个人本位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一次反叛，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种思想体系。阿根廷新左派的定义不仅与武装斗争有关，也与庇隆主义的重新阐述相关，而且极端左翼组织的纪律严明，对欲望有严格的控制，有政治诉求和主张，与摇滚群体的奇装异服和追求享乐有很大区别；阿根廷早期的摇滚者也不认同自己为左派，仅是追求自由和和平，认为体制须从边缘挑战，并不是从中心去撼动，而且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两个群体因理念的不同而各自为阵，两者的交叉甚少。

  由于缺乏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利用文化工业体系，归化和转化激进文化反抗的能力，代表保守买办阶层的军政府并无法区分左翼极端分子与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的“反文化”摇滚青年，认为两者都是沾染了不良思想的一丘之貉，都需要通过暴力和肉体的消灭来处理。于是，相对于西欧和美国社会，阿根廷的政治激进分子和文化激进分子因为同样的处境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阿根廷本土摇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了舞台，进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激进含义。

  本土摇滚，是对应国际摇滚而言，是阿根廷本土产生的摇滚音乐形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美的摇滚如猫王、比尔·黑利、披头士等风靡世界，也进入了阿根廷，激起了阿根廷人摇滚的欲望。早期阿根廷摇滚乐队只是用英语演唱，直到1967年，第一次用西班牙语演唱的摇滚歌曲《木筏》（La Balsa）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句“我孤零零一人悲伤地在这个被抛弃的世界里”，开创了这种全新的音乐形式，从此让摇滚乐迅速成长为与探戈并肩的一种音乐形式。巧合的是，这首摇滚歌词与传统阿根廷文化中的探戈那种忧郁深情的气质十分契合，正是在这一刻起，阿根廷摇滚迈向了本土化的道路。摇滚最初盛况之时，每四个街区就有一支摇滚乐队。1973年“独一无二乐队”（Sui Generis）在著名的月亮公园（Luna Park）体育馆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两万六千人参加，印证了本土摇滚的辉煌。这个体育馆就是今日阿根廷大选时经常使用的场地，鼎盛时期这个体育馆每个月举办两场摇滚音乐会。这种西语本土摇滚逐渐在西班牙和整个拉美地区流行开来，阿根廷逐渐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摇滚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阿根廷本土摇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之初，其界定标准便与英美音乐界不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观众不用音乐风格、配器、服饰等因素来判断乐队是否属于本土摇滚，而是用道德观、身份这些元素来进行音乐归类；因此，很多民俗音乐也被认作是本土摇滚。阿根廷本土摇滚首先是用进步音乐（Música Progresiva）来形容自己，意在与商业音乐和“体制内音乐”划清界限。主要的特点是叛逆、批判消费足以社会、希望改变，认为更好的世界与更公平的世界是唾手可得的。阿根廷本土摇滚是当时年轻人身份定位的方式，他们留着长发，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反文化”诗歌等文化载体的影响下成为“愤怒的一代”，他们经常大规模集会，朗读诗歌、弹奏摇滚乐、群体活动，挑动着政府的神经。摇滚青年通过参加音乐会、朋友聚会时听摇滚乐、阅读摇滚音乐杂志等，摇滚乐手不是单纯的偶像，而是意见领袖。围绕在意见领袖周围，摇滚青年塑造了一个“我们”，区别于“他们”。“我们”内部是  追求身体的解放，追求和平、自由、参与，“外部”是镇压和暴力。

  摇滚歌手的美好愿景因上述原因遭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政府无情的镇压：1966年，翁加尼亚军政府关押和拷打了300名大学教师和学生，史称“长铅笔之夜”，这一期间许多摇滚乐队也遭迫害。1970年代之后，政局变得越来越严峻，1976年魏地拉军政府上台，对左翼政治和文化组织进行严厉地镇压和打击，在政府的长长的黑名单上，不仅有书籍、电影、还有音乐，这一时期，舞蹈取代了歌唱、英语替代了西语，发生在阿根廷文学家身上的一幕在摇滚乐手身上也发生了：许多摇滚乐手被警告和威胁，如雷昂·杰戈（León Giego）在门多萨的一次演唱会上，被政府派来的人激怒而失控，被关进监狱，并被威胁砍去他的双手。另一些人如梅赛德斯·索萨（Mercedes Sosa），欧拉里奥·瓜拉尼（Horario Guarany），查利·加西亚（Charly García）等著名歌手都被迫流亡，仍有一些人坚守阵地，在他们的摇滚乐中也渐渐地加入了政治的元素，小心游走在政府审查的高压线之间，如受威胁的雷昂·杰戈在短暂出国躲避之后，回到国内继续开演唱会与继续斗争。

  当政府开始禁止和审查摇滚音乐会时，音乐会规模变小且举办频率大幅下降，摇滚乐的制作与传播都转为地下，音乐杂志成了意见领袖和乐迷的交流阵地唯一的阵地，如涉及文学、音乐和电影的文化杂志《想象之表达》（Expreso Imaginario）的读者专栏是在高压年代唯一畅通的沟通渠道，听摇滚乐和阅读音乐杂志成了抵制和对抗的一种方式。摇滚音乐本身也采取了和文学类似的策略，在自我审查的字里行间隐含着反抗与不满，需要读者和听众的破译和解读。

1982年，反抗军政府暴政的队伍壮大并公开化了，阿根廷军政府意图通过激化与英国的矛盾而引起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反对者的视线，因此挑起了与英国之间的“马岛战争”，随意地将未经训练的装备很差的年轻人送去前线白白牺牲，激起了民愤，对年轻人产生负面影响。英阿马岛战争也导致军政府禁止了英文歌曲，为赢得年轻人对战争的支持，军政府在无奈之下，只能故作开放，给予了西语音乐一定的空间，间接促进了阿根廷本土摇滚的大繁荣。同年5月16日，阿根廷的众多摇滚乐队借以为阿根廷赴战场的士兵筹款的名义，组织了一场名为“拉丁美洲团结音乐会”，多达六万人到场，还有很多人在广播中收听现场实况，足可见其影响力。可憎的是，最终善款也只落入了军队的囊中。本土摇滚乐借此可以登台之机，大胆唱出对这场战争的反对，甚至于第一次公开斥责政府为独裁也是在摇滚乐中，歌词如：“se va a acabar, se va a acabar, la dictadura militar”（就要结束了，就要倒台了，军事独裁），“Paredón, paredón para todos los milicos que vendieron la nación”（行刑墙、行刑墙，给那些卖国的刽子手）。在这次演唱会的反战歌曲中最著名的就是雷昂·杰戈的《我只祈求上帝》（Sólo le pido a Dios），歌曲写于1978年，当时立即遭政府禁播禁演，而之后同一军政府又给这首歌解了禁，却未料摇滚歌手为了反对马岛战争再次唱响了这首歌。这首歌被阿根廷人视为圣歌，被许多拉丁美洲的歌手翻唱过。梅赛德斯·索萨曾在于1986年在伦敦的演唱会演唱了这首反战圣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本人却因英国海关手续拖延而延迟到达音乐会现场，暗示着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不和。其他的反战歌曲如查利·加西亚的《不要轰炸布宜诺斯艾利斯》（No bombardeen Buenos Aires）、《恐龙》（Los Dinosaurios），塞卢·吉郎（Serú Girán）的《在这个国家的艾丽西亚的歌曲》（Canción de Alicia en el País）等等，歌词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独裁政府的控诉与对马岛战争的反对。

  阿根廷1983年恢复民主化之后，本土摇滚作为反文化表达途径受到了一些稀释，因为更多的表达途径向民众开放了。但是本土摇滚的精神不朽，摇滚的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例如梅内姆执政时期政府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大量失业，摇滚歌手们通过音乐提醒民众不要被外国便宜商品大量充斥的消费而欺骗，1990年代初，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纪念会上，摇滚歌手们依旧清醒地痛斥殖民历史，在2001年经济危机之时，摇滚乐手也唱出了贫穷民众的愤怒，2012年在阿根廷最重要的音乐节之一吉尔梅斯摇滚（Quilmes Rock）音乐节上，昔日的摇滚旗手查理·加西亚和菲拓·帕埃斯（Fito Páez）作为压轴，河床体育馆出现了五万人出席的盛况，本土摇滚歌手们的声音，仍然回荡在每一个阿根廷反抗者的心中，而本土摇滚歌曲中最为令人振奋的旋律，仍然是雷昂·杰戈（Leon Giego）的这首“我只祈求上帝”：

  Sólo le pido a Dios

  我只祈求上帝

  que la guerra no me sea indiferente,

  别让我漠视战争

  es un monstruo grande y pisa fuerte,

  那是一只巨大的怪物并无情地践踏

  toda la pobre inocencia de la gente

  所有人的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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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常州大学西班牙语系讲师，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y@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