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第22个年头， 当我们回望一年，看到的是触手可及的日子； 当我们回望十年，看到的是渐渐走远的青春。 当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会看到什么呢？ 那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有数字统计、疆界变迁， 有这片山河的新旧容颜， 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中，那些鲜活的形象。 知史明智，行以致远。 无线徐州《彭城旧事》系列文章邀您一起， 从历史里读懂徐州，读懂徐州人。
第五集：1962~1971，别时容易见时难
灼日即便是藏在厚厚的云层里，也并没有减少半分热度。 茶水摊又来客人了。 那是个拉平车的大叔，灰布短褂随意搭在身上，露在外面的皮肤晒得黢黑。车上拉的砖，两侧拿木板档着，垒得高高的。 春禾今日独自出摊，没让奶奶陪晒。她坐马扎上，抬头跟人打招呼：“茶水三分钱一碗，白开水一分钱一碗。” 大叔说：“白开水，要凉的。” “好嘞。”春禾先应下，一边拿舀子盛水，一边跟人聊天：“叔，还是别喝太凉的，温乎的最好了，解渴还不伤嗓子。”主要是妈中午煮的那锅水，都快卖完了，还没凉透。 春禾在她家那片儿，以嘴甜会说话著称，别人总是不知不觉就被她带走了。 大叔果然没意见，只摘下头顶的毛巾，擦了擦汗津津的脖子和脸，又接下粗瓷碗，吨吨吨就灌完了。 “叔你坐下歇歇。”春禾推过去一个小板凳。 大叔嗯了声，在凉影儿地里，只歇了堪堪一支烟的工夫，就起身离去。 1962年8月末，在徐州城东的复兴南路，春禾的茶水摊迎来了收官日。明天去学校报完到，她就是铁中初三年级的大姑娘了，说不定可以去学校新盖的“红专大楼”里上课呢。（“红专”一词出自《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关于农业问题》：“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注：铁中，即是1948年2月建成的交通部部立徐州扶轮中学。1950年，扶轮中学更名为徐州铁路职工子弟中学校。1972年改为“徐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2004年9月7日正式移交徐州市教育局直属管理，定名为“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春禾家在茶摊后面的铁路宿舍，他们是铁路职工家属。 她爸在符夹线的青龙山站上班，周五回徐州，周一早上乘铁路的通勤车赶去单位。家里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过活，妈妈哪怕是花一分钱，都要把账记清楚。 铁路的人跟着铁道走，春禾一家跟着她爸走。单位分给爸的房子，在一栋坡面红砖楼里，楼只盖了两层，却有种庄重的美感，厚墙高顶，门洞幽深。 春禾家刚搬来那会儿，楼南面还有片小树林，经常能看到铁中的学生在那晨读。只是好景不长，因为大炼钢铁，树都给砍了，原地建起了土高炉，每日烟熏火燎，作天作地。即使后来拆除了高炉，那地方也没恢复原样，小树林从此江湖不见。 她家在一楼，朝西的那扇窗正对着马路，到了下午，屋里烤得像个蒸笼。春禾却不像妈那样嫌弃这面西晒的窗户，她喜欢趴那儿朝外看，马路上熙来攘往，有时安静，有时闹腾，有意思得很。 春禾的时令茶水摊，开张于两年前。她跟妈商量，说，反正暑假闲着也是闲着，这还能挣学费，多好呀。 妈说：“你这点儿小人，能行吗？” 于是，春禾拉来奶奶坐镇。奶奶是兴化人，乡音很重，平时跟邻居拉个呱，都得靠孙女翻译。 春禾说：“奶奶你不用开口，坐在那儿，给我壮壮胆就好啦。” 狮子山那边有个砖瓦厂，常有拉砖的脚夫从此经过，茶水摊一开就刹不住，中午来此买水，就着茶吃饼的，能坐一排。一个暑假过去，她的学费差不多都能挣全了。 春禾将茶碗重新盖好，犹豫着要不要提前收摊。 7月到现在，徐州就没怎么晴过，天闷热得出奇，喘气都费劲。蜻蜓低低地盘旋在灰尘很重的空气里，一场大雨行将到来。 1962年9月1日，从凌晨2点到下午4点半，全市降暴雨130毫米。 韩庄电厂一处发电机发生故障，停止送电。新沂、王庄、卧牛山煤矿停止生产。淮海制革厂、徐州火柴厂、徐州造纸厂、徐州化工厂、石灰厂等部分车间由于厂内积水、厂房漏雨、停电等原因，无法正常生产。 郊区积水面积达17700亩。 全市倒塌房屋231间，其中全部倒塌207间，死亡3人，伤15人。 那天，中午放学的时候，雨势又大了起来，人群缓缓涌出校门，然后往四处散开。春禾双手紧握着油纸伞的木把，艰难地抵挡着迎面而来的风雨侵袭，她从来没觉得回家的路竟是这样长。在她身侧的故黄河，堤岸与水面的边际变得含混不清，此刻更加沉闷和阴郁。 1962年秋天的开学季，就这样，在暴雨中来临了。
车就要开了，站在月台上的人都不愿意走。 小妹哭得泪人一样，春禾取下她胸前别着的手绢，给她擦拭。 大姐从车窗里探身，眼眶也是红红的，长辫子在绿皮车的白色牌子上碰来碰去，“你俩回去吧，小妹别哭了，说不定我过两天就能回家了呢。” 原本是说好的，家里人不去送站。大姐说她都18了，去的地方也不远，有什么可送的。然而春禾是自告奋勇，小妹是一哭二闹要跟来，实在缠不了，只好姐妹三个一同去了东站。 春禾拿手臂颠了颠妹妹，说：“跟大姐说再见。” 小妹刚擦干净的脸，顿时再次洪水泛滥，哭喊：“大姐，你带着我，我跟你走！” 春禾抱住小妹不断往外挣的身子，跟大姐说：“姐，你别管她了，快坐下吧，再见啊……” 汽笛长鸣，淹没了所有的声响。火车滚滚向前，它感受不到那些关于离别的复杂情绪，那些兴奋、迷茫、不舍和企盼都与它无关，它只能奔跑，也只会奔跑。
1963年7月15日，高考结束了。没过几天，大姐和她们一届的同学，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先期去了新沂县的马陵山果园。 原本说好等发了榜就回来，如果考上了，就可以不走。考不上也没关系，学校开动员会的时候说，下乡满三年，回城就分配正式工作。 但是大姐觉得，考上的希望非常渺茫。临走前的晚上，她跟妈说：“最多三年就回来了，时间过得很快的。” 不知道是在劝妈，还是在劝自己。 注：徐州地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1959年，首批244名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到环城、大黄山、利国等3个区的9个农业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62年8月，徐州进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试点，58名高中毕业生报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1963年，全市动员1771名初、高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插队、插场。 1965、1966年，去新疆伊犁和阿勒泰地区的知青，有2870多人。 1968年到1970年，全市23000多名知青下乡。 1974年，7800名知青分别去了徐州地区六县和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 1975年，8000余名知青就近在铜山县安置。 1976年，全市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截至1977年，徐州地区约有4万多名知青参加了上山下乡运动。 1976年~1983年，徐州地区已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由国家统一就地和收回城镇安排工作。
8月发榜的时候，并没有意外的惊喜。大姐学校两个毕业班，只有两个人考上了大学，一班一个，非常对称。 大学相当难考。1963年，高校招生录取比例为25%。 录取比例下降，源于1962年的高校裁并，全国高校从原来的845所减为400所，中专学校从原来的2724所减为1265所，1962年的录取比例，直接从1961年的80%陡降至24.3%。（裁并高校，是1962年2月22日中央精简小组提出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的一个组成部分，按该建议，当时全国国家机关有职工268万余人，计划减为174万余人，减少35%。）
“马陵山的土特别重，开始我总是抬不动，现在好了，基本上不拖后腿了。”大姐在信里写道，“除了这个，别的事情我都能做得很好。对了，公社四清工作队来挑人，我们这儿也组织了考试，我选上了，过几天就去报到。另外，鞋底磨烂了，妈给我再寄一双吧。” 妈捏着信，双目低垂，跟春禾说：“你姐才八十斤，上哪能抬得动大筐……” 春禾在教小妹写字，赶紧接过话头：“早就说她太挑食，不吃肉哪有劲啊，你看我。” 妈看她举着胳膊的样子，就笑了：“是唻是唻，谁能跟你铁姑娘比。” 然而，大姐并没有在三年后如期回到徐州，这个城市里，也没有什么“正式工作”等着他们。城镇人口太多，已经突破了它能承受的极限。 1949年时，全国只有132个城市，市区人口不足4千万人，占全部人口比重只有7.3%，到1962年，市区人口超1亿，市区人口比例已达15.4%，城镇人口比例已接近20%！ 1958年，徐州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猛增到14万2千余人，比1957年6万8千余人翻了一倍多。到1962年末，全市职工人数为16万8千余人。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政府负担加重，而农业人口减少，高积累的基础被削弱。 1961年6月，徐州进行全面精简，1964年10月，全市精简职工工作全部结束，共精简职工6570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职工50000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5700人。
街上乱哄哄的，到处贴着标语和大字报。 市里的学校，已经没人上课了，各校学生开始步行串连，有去延安的，有去北京的，有去上海的，有去遵义的。 春禾婉拒了好几波邀约，统一回复：“我倒是想去，可我是我家的顶梁柱，走不开。” “你？顶梁柱？”人家笑她。 “有什么问题？”18岁的春禾指了指心口位置上的像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1966年深秋，黄昏时分，晚霞奇丽，残阳如橘。 春禾刚进门洞，就被身后一个声音喊住了：“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她翻了翻白眼，转过身，威胁道：“再皮让你哥揍你。” “哼，我才不怕他。”正处于“七岁八岁狗都嫌”时段的建军，手里拿着木头盒子枪，又怂又嚣张地说，“他搁家天天抱着书，哪有空管我。” 春禾有点惊讶：“还看书，高考不是……没了吗。” 叶建平，怕是迂磨了。 建军他哥叶建平，既是邻居，又是春禾的同桌。从上高中的第一天，他就立志考大学。三年过得不易，又学工又学农，还动辄停课。这会儿，终于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正支着架子要大干一场呢，谁知道临考前一个月，学校发了通知，说高考要推迟半年。 “你得往好处想，”那时，春禾见他好象很低迷的样子，禁不住出言安慰：“这又多了半年复习时间，不更有把握吗？” 至于她自己，是无所谓的，本来对上大学也没啥奢望。 谁知，建平竟反过来游说她：“那，你也加把劲儿，我帮你复习，咱俩一块儿考。万一考上了呢，是吧。” 春禾瞅他一眼，看出这人没安好心了，说：“你想干嘛？” 建平非常义正言辞，说：“我们当个一起进步的革命同志不好吗？” 这……谁敢说不好。 春禾说：“那你等着吧。” 后来，等得夏去了秋深了冬至了，1966届的高三生，也没能等来高考。 高考停摆了，一停就是十年。 1966~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 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招生模式是“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从公社来，回公社去），厂来厂去，哪里来哪里去。虽然招生还在进行，但全国统一的高考消失了。 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春禾进屋时，往厨房看了一眼，这个点儿，该做饭了，可炉子上空着，也没见着妈。家里静悄悄的。 春禾喊了一声：“妈，我回来啦。” 只听妈在屋那头回应她：“在这儿呐。” 妈弄了个炭盆，偷偷烧东西，一边烧一边掉眼泪。 春禾觉得奇怪，她妈是个多么会过日子的人啊，这怎么下得去手。 她问：“妈，你这烧的啥呀？” 妈说：“别问了，去淘米吧。” “行行行，这就去。”春禾看她妈神色不好，就没再问。 其实不问也知道，妈在烧家里的那些旧东西。里头有爷爷收藏的字画，还有姥姥家的照片。姥姥家成分不好，被揪出来终归是个麻烦。 1966年8月，徐州城乡开始了一场“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向所谓的资产阶级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猛烈开火”。 云龙山上北魏时期的依山石雕释迦牟尼佛巨像被砸毁，很多汉画像石像和碑迹被凿掉。连古建上的琉璃瓦也当作“四旧”，被砸烂和拆除。不少名人字画，衣物古董更是被付之一炬。 被视为“四旧”的山名、湖名、地名、店名也未能幸免，云龙山、云龙湖更名为红卫山、红卫湖，和平路、和平桥更名为红卫路、红卫桥，云龙区改为红卫区。还有的更名为东风市场、东风影院、东风照相馆、东风商店、东风粮店等等。 1967年，江北第一塔——奎山塔，存世360年后，在“破四旧”运动中，一夜尽毁。
蚊帐的门帘拿夹子夹得好好的，被子也叠得齐整，只是枕头边的毛线团和打了半半拉拉的毛衣乱了点儿。 春禾一看见这堆东西就闹心：这得啥时候才能完工啊。 建平问好几回了：“给我织的毛衣呢？今年能穿上不？” 春禾被问得烦：“能能能，你再催，我就给拆了。” 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六团七营，最近流行女红。开始是做个小卦，织个手套围巾，后来越整场面越大，现在已经发展到做棉袄棉裤这种大工程了。春禾看别人飞针走线，自己也手痒，就跟建平说，我给你打件毛衣吧。 建平只觉得喜从天降，全然没有当试验品的自知，点头如捣蒜，这事就定下来了。 春禾打毛衣是零基础，在同屋的巧手，明秀的教导下开了工，明秀给她挑了个简单的花样，大片都是平针，隔一段拧个麻花。听明秀说的时候，觉得可容易了，谁知道织起来这么难！ 她一阵儿手松一阵儿手紧，中间还慌慌张张地漏了好几针，亏了明秀帮她找补回来，终于从腰织到了胸前，这才发现，麻花拧歪了。 一通狂拆。 1971年的12月底，建平终于收到了这件毛衣。 “宋春禾。”建平说：“你这手艺，相当独特啊。” 春禾脸可不红，能织全乎就不错了：“不想要啊，那我拿走了。” 建平抓起毛衣就往身上套，说：“要啊，我都盼了半年了。就是这个麻花吧，它怎么只下边有，上边没有了呢？” 春禾说：“别问，问就是设计款。” 建平穿着这件歪扭七八的毛衣，得意地在营房里串了好几个门，强行收获了一堆不真诚的恭维。
春禾从徐州走的时候，是1970年1月。在家蹲了四年，终于有了条出路：去吧！去黄海之滨的兵团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注：1969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 满街的大喇叭，成天都在动员，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班里好多同学报名，大家很快就拿到了写着“最高指示”的上山下乡批准书。元旦刚过，迁移户口手续也办好了。 出发那天，早上六点钟，春禾就收拾妥当了。爸特地请了假，推着自行车送她，车上绑着柳条箱。 云龙山下的体育场内，人声鼎沸，到处插着旗扯着条幅。除了铁中的，还有四中、淮海中学、环城中学、广播学校的千把口学生。春禾四处找熟人，半天才看见在人群里冲她挥手的建平。 爸看建平那个兴奋的样子，欲言又止，只稍微叮嘱了春禾几句。可周围实在是吵，对着脸儿说话都听不清，爷俩就偃旗息鼓，安生地跟着欢送会一步步进行。 一月的徐州，带着冬日的凛冽，红旗在风中猎猎招展。 车队载着他们，缓缓地开过中山路，两旁的人们追着跑着，车上的人扒着窗户，不住地招手。远行的和送行的，在经过万人欢送大会的亢奋之后，终于有了离愁别绪，哭成一片。这些离开的人，不知道哪一天、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徐州城。 春禾这会儿看不见爸了，他那件深蓝色洗得发白的旧路服，淹没在人海中。 “别哭啦。”建平在她旁边坐下，说：“有我呢，怕啥。” 春禾抹了眼泪，心想这人的嘴是不是开过光，到底还是跟他当了革命同志。
在大丰广袤的滩涂上，他们春耕、夏种、秋收，就连冬天也没闲着，他们光着脚踩着冰碴，开挖东干河。 春禾时常寄照片回家。她们跟手扶拖拉机合影；在棉田里留个“虫口夺棉”的纪念；在营房前面和向阳桥上，摆一个凝视远方的姿势；在语录牌前拍大合照，语录牌上刻的，是毛主席说的那句“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她也给家里写信，专挑吓人的写。 比如这个：今天我们去插秧，水田里全是蚂蟥，哎呀那个多呀，直往腿里钻，上了岸我就使大劲一条条撕掉，弄得腿上全是血道子。小妹，想不想看看呀。 后来，小妹只要是拿到二姐的信，都直接扔给妈，绝不打开看，绝无好奇心。
春禾在兵团的第一年，徐州城里有了电视机。南郊的泉山上，新设了电视转播台，虽然只有1台1千瓦的黑白电视发射机，接收来自石家庄的电视信号。 夏天，老八县连降暴雨，下得比春禾初三开学那次还要大。再加上山东客水猛泄，徐州地区的河道水库汪塘沟渠纷纷溢流，洪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近150万亩农田严重受灾。
春禾在兵团的第二年，小妹初中毕业。中学的学制从3+3缩短到2+2，上学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爸管小妹叫“白字先生”，因为她总在“毒”和“霉”这两个字上栽跟头，还屡教不改。建军火上烧油地笑话她：“哎哟，我可真是倒了毒了。” 被小妹追着打。 大丰的棉田收到第五季的时候，春禾打包了行李，坐上卡车，去淮阴城里的机器厂报到上班，从光荣的兵团战士转型为产业工人。她的柳条箱边角磨得发毛，麻花辫剪短，扎了两个刷把子，身边那个跟她一起进步的革命同志白着脸，晕车晕得七荤八素。 离开徐州的第十个年头，春禾回来了。在她的行囊里，除了调令、户口本，还有个三岁的闺女和闺女她爸。闺女仗着一副水灵灵的模样，自小在厂里横着长大，天不怕地不怕，张嘴就是一口淮阴话。 铁路花园那边儿，起了一排平房。她们家这边儿，人都到齐了。 天色暗下去，屋里的白炽灯亮起来，饭菜的香味飘得整个楼道都是。爸坐在桌旁，冲着围了一圈的家人举起酒杯，说：“干了，咱们欢迎春禾回家！” 资料来源：《徐州百年大事记》《徐州市志》 部分图片来源：徐枫
《彭城旧事》系列回顾 ↑↑↑《第一集：1922~1931年，乱世不见桃花源》
↑↑↑《第三集：1942~1951年，百二山河易新帜》 ↑↑↑《第四集：1952~1961年，戴月披星种春风》
徐州广电编辑：许波 来源：网易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