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消防义士 2022.04 VOL.04 许多老武汉人都不知道，归元寺的深处，伫立着一座“汉口义勇消防义士纪念碑”。 被灌木围簇中央的纪念碑，通体斑驳翠绿，瘦削而修长。仔细一看，碑身上有饱经沧桑却又精心修缮的痕迹。 这座已存在近70年石碑上，镌刻着27位牺牲的义士的名字。可是，这块石碑背后记载的汉口民间消防的往事，却鲜少有人提及。
也许是天意使然，清明前夕，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位英雄的后人。她的动情讲述，为我们掀起了汉口民间消防历史的一角。 《我和消防同过框》的第四个故事，正是从消防义士刘绍仁的后人——81岁高龄的刘秋梅开始的。
1941年，刘秋梅出生于三民路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都是青岛路棉花打包厂（现平和打包厂）的工人。妈妈在厂里摘花，父亲刘绍仁是厂里抬棉花的苦力。 那时候，打包厂为了保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组织了一支民间消防队，哪里有灾情，他们就随时奔赴哪里。刘秋梅依稀记得，母亲曾告诉她父亲是消防队的副队长。
出事那天发生的事，她一直记得清楚。 当天傍晚，年幼的刘秋梅正端着碗吃饭，邻居家的狗突然窜到身前，她吓得一哆嗦，手心被碗割开一道口子。父母见状，赶紧给她包扎好。 谁知人在长大，伤瘢也越来越长，她手上长约5公分的伤瘢至今清晰可见。更难想到的是，印象中屹立不倒的父亲，即将与自己永别。
“当晚我被急促的敲门声给吵醒了，有人叫我爸去救火。谁也不知道他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现在我仍记得那时外面飞机和大炮声轰隆隆的。” 第二天上午，有人告诉妈妈，刘绍仁救火时被炸到股动脉，人被送去了大智路附近的教会医院。 妈妈把刘秋梅抱去医院，哀求拦住她们的护士：“这是他的小女儿，求你让他们见最后一面。”
年幼的刘秋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一眼，只记得爸爸躺在白色的病床上不能动，也说不了话。看到她们娘俩，勉强点了点头。 那一天，是1944年12月19日，刘秋梅3岁。 回家后没多久，厂里有人来家里告诉妈妈，刘绍仁走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武汉，硝烟四起。父亲出事后一周，刘秋梅家里也被炸平了。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哥哥姐姐和年幼的刘秋梅，战争中艰难求生。 那时候，义务消防队组织了三天的悼念仪式。后来连续几年，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人领着义士家属，在清芬路的一间大房子里，集体祭拜牺牲的消防义士。 义士们的遗像放在桌上列成一排，家属们站在一旁鞠躬致敬。那场景，刘秋梅现在还记得。 “当时和爸爸一起牺牲的还有消防队里的其他几位队员，也住在我们附近，那时候我们年年一起去清芬路悼念家人。”刘秋梅指着石碑上的老街坊的名字，这样告诉我。
但是后来，随着厂里民间消防队的人陆续牺牲，义士的后人要么走散，要么离开了人世，这段英雄事迹鲜少为人提及。 没有入党，也找不到统一的编制记录，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不断拼凑着关于这支汉口义勇消防队的回忆。 当时的义勇消防队员，基本都是各类商店店员或工人组成，完全没有报酬，纯义务性质。
“小时候不懂事，长大了才渐渐理解父亲。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是一心为了人民和国家财产，一样是值得敬重的英雄。” 刘秋梅告诉我，虽然早都记不清父亲的模样，几番浩劫之后家里一张他的照片也没有了。 但母亲告诉过她，父亲年轻时很帅，跟哥哥长得很像。以前有张照片他身着消防服，戴着钢盔消防帽，小伙子看上去很是精神。说着，她拿出哥哥年轻时的照片指给我看。
1959年，刘秋梅去卫校当兵、学医，兜兜转转，回到武汉的一所军校里任主治医师。她和身为军校教授的先生一生养育了三个儿女，退休后，经常全家人一起游山玩水，晚年生活怡然自得。 也许命中注定要把先父的家国情怀传承下去，刘秋梅家里一共出了五位军人，每一位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杰出不凡。
她总觉得，自己是义士的后人，有责任将这种英雄使命和社会担当传给后人。同时，她也一直渴望能为后辈多留下些关于先父的记忆。 “最深的遗憾是，我一生都没什么机会叫一声父亲。如果我不告诉孩子们，以后我离开了，就更没有人知道这些故事了。”讲到动情处，老人不禁声音哽咽。
80年代的时候，大哥曾告诉刘秋梅在归元寺里有个消防义士纪念碑，上面可能有父亲的名字。但是直到前几年大哥去世，他们都没有找到这块石碑。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刘秋梅通过武汉消防终于找到了纪念碑。 在时光中辗转远去的回忆瞬间被拉至眼前，她年年都会带着家里的四代人，到纪念碑前祭拜先父，将这段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讲给后人听。
一座“汉口义勇消防义士纪念碑”，不仅寄托了老人的哀思，还深藏了民间消防组织的英勇往事。 未来，一定还有更多有关武汉消防的故事，有待我们细细挖掘。 我们正在筹建【武汉消防博物馆】 如果您有相关史料和故事，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 今日话题 / TOPICOF TO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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