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解放的前一天，马世诚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继续从广州向南面出发，收复香港、澳门，“我们大概走了三天时间，到了‘深圳河’，因为天热，大家到那儿就都下河冲凉了。”马世诚回忆说，“就在这时候，部队通讯官突然说上面下达了新命令，不让继续前进了。”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马世诚才从他的上级张实杰那里了解到那次行军被意外叫停的真实原因。“解放后，部队的老战士们重新聚会，张将军才和我们说，当年，是潘汉年和廖承志二人向中央进言，认为1949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
理由是：当时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
潘、廖二人的估计事后被证明十分准确，吕健行说：“因为香港转口贸易的急剧萎缩，香港政府对禁运采取了两面政策。它不断颁布法令，扩大禁运范围；但在美国的压力稍微放松时，对商人申请出口的‘特定物品’，暗中批准出口。
在对向中国内地走私的管制方面，总的来说是时紧时松。因美国派人监视，1952年夏管制较严。但到了年终，香港政府又想出办法，工商管理处用出口禁运品可以不予存档的办法，来对付美国的监视。”“这为内地开创了一条宝贵的贸易通道。
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中国政府获取禁运物资和筹措外汇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为此外贸部专门在广州设立了三局，就是对外贸易局，对进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管制。”吕健行回忆说，解放前广州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外贸代理，对外贸易局的成立，通过“许可证制度”将私营外贸商人的自由市场时代终结了，“只有政府的公司才有许可证，私营企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挂靠在国有企业下面，委托进出口。”“到五十年代中期，广州口岸对外贸易实际上已由多种经济成分完全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广州市内的外贸部属下专业进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进出口货物，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外贸利润。” 来源：网易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