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 - 脆弱的繁华

　　修磊

　　记得上大学时，一位顶尖的社会科学家在课堂上宣称“制度决定文化”。当时，这句话似乎给予我之前对于历史某些影影绰绰的印象以深刻的确认。而阿根廷的历史颠覆了这一切。

　　近日，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宣布，阿政府即将完全偿还最后一笔到期的美元债券。克里斯蒂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没有再从资本市场举债，而是完全凭借该国自身发展走出了危机。

　　不知为何，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如此充满民族自豪感的讲话并没有令我感到一丝振奋，相反，透过她迷人的笑脸，我竟然感到一丝悲悯。

　　纵观20世纪世界史，阿根廷可能是国运最为跌宕的一个国家。

　　事实上，对于阿根廷来说，19世纪20年代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内战。而对于攫取了统治权的中央统一派来讲，在阿根廷这个失去了传统合法性的国家中，政府模式的最优选项就是西欧或是美国式的宪政政府。但是显而易见的困难是，这个新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以及文化生态根本就不是他们所崇尚的那种模式所立足的土壤。许多中央统一派相信，从外界强加的宪政模式政府必将塑造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进而推动社会现实趋向于他们所期待的欧美式的典范社会。于是，1852年，阿根廷制定了一部以英美为蓝本的宪法。

　　在此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它对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而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广袤的潘帕斯草原则满足了这一切。于是，在这种外部刺激之下，阿根廷经济在1870――1914年间急剧扩张。到20世纪初，阿根廷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跃居世界第七位。但是，持久的繁华却掩盖不了阿根廷政治体制内在的缺陷。

　　中央统一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富人阶层和位于潘帕斯草原上的大农场主，而城市平民和位于中部和北部的农牧民则是联邦派的拥趸。于是在当时的阿根廷就出现了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民主”的政府拒绝民主，他们是如此惧怕选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进行诚实的选举，这一“民主”的政体将荡然无存。

　　于是，为了防止危害“民主”，他们一边赤裸裸地进行着肮脏的游戏，一边大义凛然地宣称，“为了民主”这是必要的。而在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金钱似乎可以赎买一切，他们的如此行为并没有遭到特别激烈的反抗，反而在社会中培育了广泛的犬儒主义。

　　但是，黄金时代总会过去，1914年，处于战时的英国经济开始衰退，阿根廷的经济成长随之开始步履蹒跚。而1929年开始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更是一场灾难。当这群极力维护“民主体制”的中央统一派人士手中失去了交换的砝码之后，末日便到来了。1930年，一场由寡头政治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根廷“民主”政府。

　　从此，阿根廷便掉进了厄运的漩涡：庇隆与反庇隆之争、肮脏战争、马岛战争、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在2001年12月的阿根廷金融风暴中，总统德拉鲁雅竟然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之下，搭乘直升机逃离总统府所在地玫瑰宫。

　　良好的制度当然有利于优良文化的形成，但其前提是制度必须基于基本的社会现实，并与其互相匹配。这样才能实现制度对于社会的提升，而由此塑造的风气也反馈于制度，促进其自我完善。而一旦如早期的阿根廷，制度过于超越于现实，或是根本就是用一个臆想的所谓“良善”的制度强加于现实，只会带来光鲜遮盖之下的虚伪和罪恶。恶的过程绝不会实现最初“善”的动机。终有一日，这种内在的罪恶会将表面的所谓繁华腐蚀磨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