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靴子终于落地！3月4日晚间，全国人大会议议程公布，其中审议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列入大会议程。相信随着议程推进，香港选举制度完善将有实质性进展。 事实上，“爱国者治港”原则连日来引发热议，备受各界高度认同，但“爱国者治港”不是口号，得有实招。完善选举制度，就是将“爱国者治港”落到实处的重大举措。那么，香港选举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必须作出完善呢？ 首先，香港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严重挑战香港的选举秩序和有效管治。 2019年11月“修例风波”中举行的香港区议会选举，反对派拿下388席，建制派拿下59席，反对派由此夺取区议会主导权。按照非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所鼓吹的“夺权三部曲”，接下来便是通过“35+计划”操控立法会、操控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操控行政长官选举。 香港立法会选举之所以成为“揽炒派”的夺权工具，根源在于，尽管香港的行政机关不是由立法机关产生，但特首或港府需要对立法会负责，权力来源的不一致导致当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时容易引发宪制危机。基本法第五十条列明，当立法会否决了财政预算案或其他重要议案时，特首征询行政会议意见后可解散立法会，如重选后的立法会仍然否决上述议案，特首则必须辞职。另根据基本法第五十二条，特首如两次拒绝立法会所通过的议案时可解散立法会，当重选后的立法会仍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相关法案，特首仍拒绝签署时，特首必须辞职。也就是说，财政预算案相当于立法会对政府的信任案，财政预算案一旦被否决，也就意味着立法会对政府的不信任。此时的特首有两个选择，一是解散立法会，二是选择辞职。 若“揽炒派”在今年立法会选举70席中拿到“35+”，便可以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来对特首进行“夺权”。 其次，香港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给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权益带来极大风险。 近年来，在国际秩序充满不确定、中美战略博弈的大背景下，外部势力加大干预香港事务力度，它们利用香港现有选举制度漏洞，大量扶持政治代理人上位，策动港版“颜色革命”。它们深度介入香港选举活动，为反中乱港分子参选出谋划策、提供支持、协调资源，妄图利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颠覆、渗透。 2014年9月，美国驻港总领馆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非法“占中”。美国国务院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及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多年来向反中乱港分子提供资助，并为他们参选出谋划策。美国“人权观察”更是在“修例风波”中明目张胆派员混入街头暴力的人群，阻挠香港警方依法履职，充当违法分子的帮凶。 一些反中乱港分子更是甘当外国势为马前卒，公然乞求外国势力插手香港事务，香港特区政权安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风险。 最后，完善选举制度最终是为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完善选举制度绝不仅仅是为了阻止反中乱港势力“夺权”。某种程度上来说，现行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就是造成香港社会撕裂，损害市民福祉，进而激化与中央矛盾的重要原因，对其作出完善是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的“牛鼻子”。 有学者指出，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维持着绝对行政主导的局面，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推动大规模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港督麦理浩推行百万人口的“公屋计划”，在数年内便得以有效实行。然而现行香港行政—立法关系架构下，包括立法会、区议会、工商界利益集团、环保团体等体制内外各方面遍布“否决玩家”，香港体制呈现“碎片化”。在这一体制中，港府要想推行有为施政、有效施政，可谓难上加难，“明日大屿”计划一再难产即是明证。 而香港体制“碎片化”，遍布“否决玩家”，与香港现行选举制度有很大关系。自1998年以来，香港立法会分区直选议席一直是通过无“门槛”的比例代表制产生，这鼓励甚至刺激了香港政党的“碎片化”以及激进政党的产生。 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政党所获得的有效选票只要能够达到当选“基数”即可获得议席，既不需要获得该选区相对多数或者绝对多数，也不需要达到某个“门槛”，这就导致立法会中小党众多，无法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大党，使得议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此外，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激进政党的支持者虽然不是多数，但也有着相当数量的选民基础，只要这些选民的数量能够达到当选“基数”，在无“门槛”的选举名单制之下，该激进政党就能够获得议席。 德国国会选举虽然采取比例代表制，但增加了全国得票数5%以上的政党门槛限制，仅就无“门槛”这一点来说，现行香港选举制度也有很大改进空间。至于具体怎么完善现行香港选举制度，不日即将揭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会照搬西方那一套，邓小平当年对此已明确定调。这次改变也不是要将反对派往死里打，而是要提高管治和议政质素，确保有能力的爱国者加入管治架构。议会将继续容许和欢迎不同政见不同声音的人加入，但必须是忠诚的反对派。 总而言之，对香港选举制度作出完善是一次与时俱进的变革，必将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