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阿根廷会否成为债务危机第一块骨牌

　　体质疲弱的阿根廷，成了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所导致的经济萎靡下的第一个牺牲品。

　　阿根廷进入违约已不是新鲜事，因为这可说是自该国1816年独立以来的第九次债务违约。经济部长古斯曼（Martin Guzman）4月中已先行提出三年宽限期、债务利息从平均7%削减至2.3%、本金减免5.5%的重整方案，强调这是疫情影响下，阿根廷达成债务可持续性所需的条件，却惨被债权方拒绝。阿根廷如果无法支付5亿美元的利息，且无法与债务持有人达成重整协议，将从软性违约真正陷入正式违约。

　　对于阿根廷和债权方来说，倒债是最糟的选项。2001年阿根廷倒债后，长达15年被外债市场拒于门外，经济危机拖延，抗议、暴动甚至一度让阿根廷在短短数周内换掉五任总统。然而，阿根廷当初提出重整方案时的态度却非常强硬，引起许多主要债权人不满，指控阿根廷政府不愿意真诚地与债权人沟通。

　　近一个月后，5月16日，古斯曼表示收到国际债权人提出的新方案，双方终于进入谈判阶段，并透露已离协议越来越接近。根据《国民报》（La Nacion）报道，三个新方案中，有两个方案与古斯曼的想法较接近，也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肯定。若协议可持续，还款期限就算持续至6月，债权人也多半不会采取法律行动，阿根廷便可逃过这次债务违约。

　　然而，这远非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深受毕隆主义（Peronism）遗毒的阿根廷来说，不过是治标不治本而已。国际金融市场给予阿根廷的宽限，单纯是为了不让阿根廷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倒债的第一块骨牌。

　　毕隆主义下的财政恶梦

　　阿根廷游走在债务危机边缘，其实是历史结构性问题，毕竟阿根廷过去的八次债务违约，有六次在毕隆主义兴起后。虽然很难说毕隆主义是债务危机的根源，但毕隆留下的民粹政策，导致许多财政恶梦。

　　20世纪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然而，社会不平等、一连串的选举操纵、军事政变接连削弱民主建制，民粹因此有机可乘。毕隆上任后不但将许多产业国有化，更是以进口替代政策垄断进出口。保护主义重挫出口导向的阿根廷经济，更因无法进口工业原物料、机械等原因，使得阿根廷延迟工业化。

　　同时，毕隆为了稳固政权壮大工会，劳动政策过于宽松、薪资过高，使得阿根廷经济在新兴国家中失去竞争力。据统计，毕隆执政的第六年（1951年），阿根廷劳动者每工作两天就可休一天，且每天大约有15%的劳动力缺席。经济不佳使税基减少，政府花费却不减反增，使财政赤字逐年恶化。债务无法偿还时，毕隆操控央行印钞还债，使通货膨胀恶化，最终爆发经济危机。阿根廷1951年和1956年的两次债务违约，可说是毕隆政府失能造成的。

　　毕隆的影响至今仍徘徊在阿根廷政坛和经济。制度薄弱、官商勾结、贪污泛滥都可追朔到毕隆的法西斯社团主义（Fascist Corporatism）。保护主义、过于宽松的劳动政策，更是不利在自由市场生存。自毕隆政府接手控制央行后，不论是军政府或后续上任的毕隆党政府，都难改巨额财政赤字，缺乏独立性的央行，也成为政府的印钞机。

　　种种理由使得阿根廷难以吸引到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追求短期获利又短期流动的“热钱”，造成阿根廷经济容易受国际金融风险影响，更为不稳固的经济结构雪上加霜，使阿根廷的恶性通胀、经济下滑经常伴随债务危机、市场崩盘。

　　这次也不例外。据IMF推算，全球经济受疫情打击将缩减约3%，而阿根廷经济将缩减5.7%。就算疫情控制比其他拉美国家好，疫情前早已举债过高，阿根廷无疑将进入下一波经济危机。

　　这次真的不一样？

　　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全球生活模式改变，导致需求仍疲软，大宗商品也难逃一劫。外销的农产品受重挫，加上国内配合疫情停工，阿根廷经济自然将面临萎缩。政府过去财政不负责，今日就算急须纾困国内经济，也得不到债权人怜悯。若阿根廷再次被外债市场拒于门外，这次将无法依靠中国市场快速起飞、农产品价格上涨等趋势回稳，经济复苏之路将比2001年更加困难。另外，阿根廷失去2016年重新建立的信用，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更高的代价才可回到外债市场。

　　面临国内经济压力和外国投资人的债务追讨，阿根廷在两难下先行宣布重整计划。阿根廷经济部态度虽然强硬，要求也看似不合理，却恐怕是疫情下唯一的出路。IMF在2月时就已提过，阿根廷现在的债务状况缺乏可持续性，需要债务减免；而4月提出的大幅降低利息、延缓还债，也符合IMF的建议。

　　因此，知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与150多名经济学者也为阿根廷站台，认为此要约已充分反映该国的还债能力，阿根廷利息大减62%也符合降息后低利率的大环境。阿根廷负责任且真诚希望与私人债权人谈判，国际金融界应证明它可以有序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并维持负债国保护国家人民和重建经济的机会。

　　僵持了一个月左右，债权人终于决定主动与阿根廷协议，而且两个还盘（counter-offer）还与阿根廷的提议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示债权人态度有渐渐变软。为什么这次债务重整跟过去不一样？与其说是阿根廷学会过往经验，不如说是大环境有所改变。

　　虽然阿根廷并没有变得更保守，但投资人为了顾大局，在疫情下恐怕没什么其他选择。毕隆党去年12月再次抢回总统席位，且曾为总统、面对多项贪污指控的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任职副总统，目前来说，政策、执政上的改变并不明显。就算阿根廷重整方案谈妥，以现况来看，阿根廷仍缺乏控制财政支出的计划，往后几年难免再次重整债务。

　　然而，疫情蔓延全球拖累全球经济，通货需求疲软，更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外债危机。阿根廷面临的危机虽然比许多其他国家严重，但放任不管却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新兴市场恐慌，骨牌效应可能为新兴国家投资人带来更多麻烦。

　　债权人4月时拒绝重整方案，双方进入僵持。但是，当时恐怕投资人对经济复苏过于乐观，未认清阿根廷和新兴国家现况。阿根廷如果再次进入倒债，就算再次进入长达数年的诉讼，恐怕也无法恢复“正常”。只能盼后面几周双方可达成协议，避免投资人启动法律追诉的下下策。

　　新兴国家为了解救国民而大幅提升政府开支，“软性违约”恐怕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热门话题。投资人须妥善协助政府渡过疫情后的经济难关，给予更多宽限、减息，全球才可避免多国倒债、债务市场崩塌而陷入更深的泥沼。对新兴市场投资人来说，阿根廷恐怕只是个开端。

　　（黄璟荃，作者是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