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危机治理与对华合作

19世纪末，阿根廷曾以近6%的GDP年均增速上升为全球第七大经济体，排名高于彼时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2倍和巴西的4倍。然而，昙花一现的繁荣之后，1999年的阿根廷经济规模大体与巴西相当，却不足日本的50%；2018年其经济规模已不足巴西的1/4，低于日本的1/10。在阿根廷百年衰落中，各类经济危机如影随形，成为其波动之源。如今的阿根廷再度深陷危机，内生动力不足使其必须依托外部支持，中国作为非传统合作对象，能够为其消除危机提供新助力。

阿根廷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归类为唯一从发达国家滑落至发展中国家的“特例”经济体。在此滑落之后，是该国长期经济低迷与波动，而危机则是加大其脆弱性的直接因素。

阿根廷独立后200多年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百年中，它较好地融入早期全球贸易自由化浪潮，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唯一可比肩美国的拉美国家；后一个百年中，其增长速度逐渐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在二战后，其增长波幅加大，平均增速低于世界（见表1）。1950—2018年间，阿根廷的年均增速仅为1.23%，远低于同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增速的一半左右。增长滞后成为阿根廷“掉队”之源。

表1 世界视野下的阿根廷经济

危机是阿根廷的脆弱之源。二战后，阿根廷每隔10-15年即出现一次危机，20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是其危机高发期，累计爆发了八次货币危机、四次银行危机和两次主权债务危机。如今，经历2012年以来的长期经济停滞和下滑后，阿根廷再陷危机。在2018年的货币危机中，阿根廷比索兑美元贬值50%，年通胀率超过30%，利率高达60%，贫困率达到了十年来的峰值33%，失业率升至10%，GDP同比实际下滑2.5%。进入2019年以来，阿根廷通胀率飙升至近60%，比索持续贬值。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预计其经济将持续萎缩1.3%。IMF为其提供的援助尽管有助于短期消除流动性困境，但作为附加条件的紧缩性政策“药方”显然无法根除危机，此轮持续性的低迷还将持续。

回顾历史，各类危机使得阿根廷经济呈现“过山车”式的增长，与之相伴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等问题继而引发了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其陷入了长期欠发展的怪圈中。在历次危机中均为“标配”的高通胀还摧毁了本币信心，将这个南美大国变成了隐形“美元化”国家。危机诱发的多次债务违约也催生了国际投资者的负面预期，加大了其国际融资困难，迫使其多次向西方传统援助体系求助，也因而被迫接受发展市场经济、实行自由贸易、推行经济社会改革等“善治”标准，这与其民粹主义文化相交错，形成了阿根廷经济政策特有的“自由—保护”高频钟摆现象，削弱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探寻有效的治理方案是阿根廷走出当前危机的当务之急。从长期发展来看，多轮危机之下的阿根廷从发达经济体滑落至中等收入国家，而今在中等收入阶段已停留55年，唯有摆脱危机“宿命”，方有望突破发展瓶颈，再现历史辉煌。

通过分解阿根廷此轮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发现其发展面临的两大内部瓶颈。一是增长瓶颈。1960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较大波动。在历次危机中，经济与TFP的下滑都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见图1）。2012—2017年间，阿根廷TFP对产出增长的平均贡献为负值，这使其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无法推动足够增长。部门拆解则显示，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相对滞后是拖累阿根廷TFP增长的主要原因。二是经济政策瓶颈。2016年以来，为了获取IMF的援助，阿根廷再度实施紧缩政策。在此政策下，财政政策空间被挤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增长需求逆向而行；货币政策则受制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约束，在汇率贬值、恶性通胀和资本外逃的夹击下，协调乏力。因此，阿根廷经济政策已处于失效状态，无法产生逆周期性效应，也无法将其拉出危机泥潭。

数据来源：University of Groningen and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Davis, Penn World Table 9.1.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CTFPPPARA669NRUG.

内生动力不足的阿根廷只能转向外部力量。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历史已充分证明，传统西方援助体系下的救援治标不治本，走出危机的出路还在于恢复经济活力，而贸易和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则是获取外部支持的有效渠道。在贸易领域，阿根廷前三大合作对象国是巴西、中国和美国，2018年三国在其进口中所占份额依次为23.8%、18.5%和11.7%，在其出口中占比分别是18.3%、6.8%和6.8%，其他相对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包括智利、巴拉圭、德国和越南等。在投资领域，美国、西班牙和荷兰占到了阿根廷外资存量的一半左右，欧盟、巴西、智利、乌拉圭和加拿大也是其主要的外资来源。可以看到，阿根廷在对外合作方面，较好地实现了多元化，美、欧及拉美本地是其合作重点。但是，在外部贸易保护和危机负面预期的影响下，美欧对阿合作近年来有所下降，阿根廷在拉美地区内部最重要的合作对象——巴西则深陷百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由于阿根廷对巴西市场高度依赖，巴经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两年后的阿根廷就会出现0.7个百分点的滞后紧缩。因此，巴西目前是阿经济增长中的负面因素，其不利影响甚至还将延续发酵。与之不同，作为本世纪以来阿对外经济合作增长最为明显的版块，中国则成为阿根廷对外合作的一缕亮色。因此，在现有外部环境下，寻求对外合作的新突破，转向非传统合作对象已成为阿根廷的必选之项。

 

中阿合作在本世纪以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8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未来五年的共同行动计划和一系列合作文件，并表示将继续在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和文化等各领域深入合作。

在当前的危机之下，中国有条件为阿根廷提供多种“外援”支持。其一是能力支持。在主要发达国家政策“内倾化”之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在互联互通等领域对阿合作，助力提升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其TFP增长，促使其逐步形成内生增长动力，从根源上解决危机问题。其二是是市场支持。2018年，阿根廷出口中，植物产品（18%）、食品、饮料和烟草（17.7%）、运输设备（11.8%）、活动物及动物产品（9.1%）和化工产品（6.8）是前五大类产品，而对华出口的前五类产品则是活动物及动物产品（35%）、植物产品（31%）、动植物油脂（4.7%）、化工产品（3.2%）和矿产品（2.8%）。可以看到，中国在阿根廷具有相对优势的初级产品部类进口较多，在短期内有助于缓解阿出口压力，对其经济发展形成现实支撑，助力其经济短期脱困。其三是发展支持。中国在制造业、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发展者，基于两国在2018年12月签署的《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在核能等领域达成的产能合作协议，能够传统制造业、以及5G和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与阿根廷加强合作，为其提供面向未来的发展支持，有益于消除其发展瓶颈因素。其四是金融支持。中国在阿根廷设立了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与其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和货币互换协议，阿根廷投资与外贸银行还是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中拉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中的首批成员行，这一系列机制性安排能有助于提升阿根廷金融稳定性，消除其危机的潜在风险。

2014年，中阿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关系逐步夯实的基础上，中阿经济合作能够持续扩大。面向未来，中国方案、技术、资本和市场将为阿根廷解决危机之困提供外部支持，将成为其有力“外援”。

作者简介：岳云霞，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经济研究室主任。

文章来源：《进出口经理人》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