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烦恼…

来 源 / 中国周刊

医学是爱的产物。这是它存在并不断获得发展的意义和理由。但是现在，它带来了反向的东西：怀疑、恨和剥夺。

挣扎的天使

走近他们，感受纯洁的守护，聆听无奈的叹息。

在中国，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这般被投射那么多复杂的情感。人们是如此需要他们，却又如此惧怕他们，怀疑他们，甚至憎恨他们。

中国医院协会数据显示，73.3%的三级以上医院都发生过暴力伤医事件。“暴力伤医”已成为排在“雾霾”之后的第二大健康事件。

而更糟的，是公众均沦为抱手看客，甚至乐看其成。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没有反思，没有有益的表达。这样的社会语境，一定程度上又滋长了新的仇医、袭医种子。

所以，在当下中国，医生和患者之间，是一种畸形的、极不正常的关系。前一秒钟，患者可以给医生跪下；后一秒钟，患者向医生拔刀相向。而医生，面对患者，诚惶诚恐，再难纯粹，因为他们要随时提防那把不知何时会亮出来的刀。

医学是爱的产物。这是它存在并不断获得发展的意义和理由。但是现在，它带来了反向的东西：怀疑、恨和剥夺。

这样的扭曲，最终，将损及我们每个人。

一片喧嚣中，医生早已被舆论和公众戴上了一个一成不变的面具。他们的面目模糊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所以，他们的表达，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呈现。

每年，60万学医的学生，只有不到10万进入医院。九成多的医生表示，誓不让自己的孩子从医。一些医生选择了离开。留下来的，为求自保，不再敢于创新，不再敢于冒险。

我们是否会担忧：今后，我们可能找不到医生给我们看病。我们可能找不到一个医生，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共同冒险，战胜未知的疾病。

这是我们做这期封面报道的主要原因。我们走近医生，想看到这一群体真实的职业生态。我们知道，医生的困境，同样源于体制。将体制带来的问题归咎于真实的个体，让他们为体制带来的问题买单，并不公平。

感谢所有受访医生的坦诚相告，让我们看到了医生真实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们的敏感和谨慎，也超出我们预料。所以，他们的表达有所保留，他们内心一些真正的声音，我们可能听不到。由此，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和不自由更令我们感叹。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医生们的挣扎、无奈和屈辱感，但也看到了他们坚守的信念。那种积极面对、不断尝试、作出改变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属于他们，也属于我们的希望。

这是这个采访带来的最大收获。

很多医院和医生，将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奉为圭臬。这是三种为医的境界。

人们对医生神性的期待，自从这一职业诞生那天起，就从未减少。时至今日，我们整个社会对医学的认知仍非常有限，人们对医生抱有过高的期待。

“有时是治愈”坦言了医学的局限，坦露了医学作为科学的发展性、延伸性和非万能性。它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医学不能治愈一切疾病，也不能治愈每个病人。“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意味着，医生要帮助病人、安慰病人，让病人得到温暖。这是抛开技术，医生最具有意义的存在和使命。

当体制笨重无比，对它的治疗步履维艰，我们惟寄望于，回到原初，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并践行自己的使命，公众能够增加对医学的认知，理解医学的局限，如此，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破解今天医患关系的困局。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改变。

学会麻醉，相信未来

一个职业不停地增强你的智商、情商和成就感，它会没有吸引力吗？可是这个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让无数医者困惑。

　　
感受过痛苦与快乐，纠结和幸福，现在，王新霞已走向平和。

7月10日晚，王新霞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7月8日，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人民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院长被殴打至脑震荡，多根肋骨骨折，昏迷不醒。政府要求医院赔钱了事，令医护人员心寒。他们走上街头，要求警方严惩医闹。”

转发完这条消息，她没有说一句话。最早，发生这样的事件时，她曾在网上写跟帖，表达愤怒。现在，她认为自己已经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像她前一天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的那样，“要学会麻醉。要跳出来，相信医生的未来。”

但是，沉默背后，好像仍能感受到她芜杂的心绪——愤怒、心痛与无奈。

这个从医已近二十年的女医生就职于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这几个月来，她一直在外面学习，这暂时的抽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工作中的压力，让她对自己的职业和未来有了更多的思考。

“如果是几个月前你采访我，我可能会有更多牢骚。现在，因为有这个喘息的机会，让我能全面地看待医生这份职业，看待其中的酸甜苦辣。我平静了很多。”

她的平静，来自于她对自己职业真正的喜爱及信念。整个采访过程中，她多次提及医生这个行业的魅力：“有很多挑战。另外，这一行有很人文的一面，我们面对的患者来自社会各层次，在情商和社会认知上有不断的提升。当然还有救治患者后巨大的成就感。”

“一个职业不停地增强你的智商、情商和成就感，它会没有吸引力吗？”王新霞说，“可是这个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让无数医者困惑。”

“我们应有信念，相信未来。”在一个值班失眠的深夜，她在微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她在自勉。在努力寻找希望。

医生被妖魔化了

王新霞最初学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妈妈是医生。她还记得小时候人们看妈妈时尊敬的目光。“到哪儿都特别受尊重”。

刚毕业时，从小医生做起，“经验不足，气场不足，病人不信任你。有很多苦恼”。这么多年过去了，王新霞真心喜欢上了这个行业。可最近几年医患矛盾和暴力伤医事件越演越烈，她有了更多的困惑和烦恼。

“医生被妖魔化了。”她强调，“对于不时见诸媒体的一些关于医院的虚假报道，很多人的辨别能力是很差的，轻易就被蛊惑了。”

“医生这个行业是非常严谨的。”她解释道，“正规医院里，医生诊治病人，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团队行为。比如住院病人，有一线、二线、三线的医生在层层把关，治疗方案的调整，是集体的方案。门诊也是一样，门诊病历全都是可以调出来的，也是有法律效应的，没有医生会信口雌黄。”

医学院的学生入学时都会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些信念深入了很多医生的骨髓。但是当下，王新霞悲哀地发现，曾经被患者托付性命的医生，有时会不得不付出自己的性命。

“如果是在抗震救灾的现场，在SARS传染病房，医生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那是医生的天职。可是如果是治疗过的病人在你不知情时对你以暴力作出宣判，那就是医生的悲哀了。”

“现代医学并不能治愈所有病痛。很多时候，医生只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减轻患者的痛苦，延长患者的生命。那么患者应当怎么看待医生，尤其是当病患的痛苦不能被解除的时候？”王新霞提出了问题。

现实是，“社会观念中，我们要满足患者提出的所有要求，治愈一切疾病，否则，有的人就可能愤怒，甚至极少数人可能会采取极端措施。”

王新霞在会诊病人时，曾有病人对整个问诊过程全程录音。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她的同事告诉过她，一位护士给病人扎血气时，病人也用手机照相。诊治过程，都会纪录。当晚，她在微信里写下一句话：“一切明着在你眼前。蔓延着冰冷。”

近来，王新霞看到很多在“文革”时打老师的人出来向老师道歉的报道，“现在这么打医生，难道也是要等很多年过后有人出来忏悔和道歉吗？”她问。

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四月，一个去世的先心患儿的家长们来医院大闹。那天，王新霞刚刚参加完心外科一个患者的会诊出来。在门诊大厅里，她看到了那一幕。

一瞬间，她很恍惚。患者口中狰狞的医生形象与她看到的、听到的同行、同事们的疲惫、焦虑、压力，形成巨大的反差。

“医生的劳动强度太大，没人能体会。”王新霞感叹。最多时，王新霞一天看过138个病人。她的同事，看过176个，是最高记录。

她在微信里记录过自己最累的时候。“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晚上还要值夜班。上了五个呼吸机，一晚上没怎么睡，第二天早上又看了半天的专家号。脑子最后都木了。然后还得想着每个病人的状况。”

从医这么多年，她几乎没有休过年假。“医生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能休吗？休不了。家里没有特殊事，都不好意思请假。”

在身体的疲惫之外，心理压力更让医生不堪重负。“病人的诊断没弄明白，就会一直想着。一个复杂的发热可能要考虑到几十种疾病的鉴别。而病人病情时时变化，压力、焦虑时时存在，甚至有时候半夜做梦有了思路，马上起来给医院打电话。”

有一次，呼吸科里来了一个重度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晚上12点多了，主任还打来电话问病情进展，调整治疗措施。由于病人病情凶险，主任凌晨1点直接来到医院，在病人床前守着调节呼吸机、泵入药。直到3点多病人病情平稳，才在值班室休息一下。”

“这种付出在每个大夫身上都是常有的。”王新霞感叹，“当病人病情危重时，没有医生会去在意别的什么，有的只是心无旁骛尽一切努力去抢救病人。”

王新霞记得医院里一个院长说过一句话：“我们医生是蜡烛，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

最多时，王新霞一天看过138个病人。

一个关于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流传这样一个故事：王新霞的同事——安贞医院心内科吕树铮教授的办公桌玻璃下，有一张告知函，要求“该员工必须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因为吕教授体内的放射剂量大大超出了国家规定剂量。

在医疗圈，吕教授是天王级专家。二十年前，他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冠脉内支架，至今是国内冠心病介入治疗个人例数最多的专家。

做介入手术时，医生虽然顶盔贯甲，穿着厚重的铅衣，但体内累积的X线辐射伤害非一日之寒。几十年下来，曾经一度，吕教授的血小板只有8万，正常值是10万到30万，碰哪儿哪儿出血。由于铅衣长期的压迫，他的胯骨双侧股骨头坏死，在1995年到1997年两年间不得不拄拐行走。

王新霞很担忧，“医生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行业，应该吸引很优秀的学生来学习。但是，我们靠什么来吸引优秀人才？靠这么灰暗的职业状态和前景吗？”

医者不仅仅是技术

感受过痛苦与快乐，纠结和幸福，现在，王新霞已走向平和。“如果你沉浸在愤怒和绝望的漩涡中，不停地埋怨，那你就没法继续往下走了。就像面临手术的疼痛，只有麻醉后，才能完成手术。必要时暂时的麻醉，会带来有希望的未来。”

那么，如何往下走？如何做到快乐地工作和生活？

王新霞选择不断学习。“为什么我现在还出来学习？在医学中探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这很快乐。不断地给自己设定一个小目标，用来激励自己。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支撑你，你会被那些琐碎的繁杂的东西给弄崩溃掉。你应该跳出来。”

在精进技术之外，她希望在人文方面能对医生这一职业有更深的认知。

“你看那些医学教授、专家，魅力从内而外散发出来——人格的魅力、人文的魅力，非常吸引人。”

王新霞喜欢一部叫《周一清晨》的美剧和《奥斯卡和玫瑰夫人》的电影。这两部作品讲述的都是医生的故事。前者让她看到了美国医生的敬业和对生命的尊重。后者让她学会了面对，学会了医者不仅仅是技术的。

“作为医生，更应关注病人的心理。当患者突然面对疾病的打击时，艰难时刻的理解、鼓励和支持也许不能改变他最终的病情，但你带来的温暖一定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这就要求医生要更多修炼。”

曾经，作为医生，看到很多生命消逝而自己不能阻挡时，王新霞感到特别无力，甚至有了不愿面对的挫败感。

“好医生不是能够消灭疾病和死亡的人，而是能够帮助病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威胁却仍然充满幸福感的人。”现在她明白，“在技术之外，医生的陪伴对病人来说更加重要。

“医生应是最好的行业。”王新霞以这句话作为采访的结束语。我相信，这是她真实的信念。

“退休”是一种解放

在纪克宁的记忆里，35年前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的两年零八个月，是她作为医生幸福感最强、安全感最足的时光。

学医是一个历练的过程

五十八年后，77岁的医生纪克宁依然清晰记得南开中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56年，她从那里高中毕业，考取河北医学院（今河北医科大学）。

“允公是大公，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同时要具有实际工作能力。而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张伯苓先生留下这番校训解读。

在以后的日子里，纪克宁都以此为准则。比如选择学医那一天，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治病救人”。 “我们家基本算是商人家庭，没有人从事与医生相关的工作，只是爷爷和父亲患有肺结核病，父亲又爱读大众医学及相关的科普知识，我便对医生很感兴趣。”作为家里的长女，纪克宁从小就很独立，她明了自己的选择。

“学医跟别的专业不一样，要有一个历练的过程，就算都学了，最后还得通过思考，通过总结，才真正有提高。只看书本是不够的。”她解释为什么学医需要五年时间。

1961年，纪克宁面临分配。那时候，人人争先恐后要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同学们天南海北。她被分到了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医院，做综合性病房医生。

两年后，纪克宁到北京天坛医院妇产科当起了住院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纪克宁像鱼儿进了大海一般，对工作充满了热爱，尽情吸收着养分。妇产科多被认为又苦又累，但她并不在意。“那时候主要看工作需要，上学时没有学费和书费，就觉得国家培养了医生，一定要再回馈给国家，回馈给人民。”

回忆起天坛医院的时光，让纪克宁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教授、讲师很有经验，能够非常规范地培养出一个医生，教会了她很多。

“那时好些年不兴提升，以至于我离开的时候仍是住院医。那个年代，医生就是累积临床经验，回顾病例。”纪克宁说，“现在学医更注重的是影像、化验、科研，是名气，不像我们那会儿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总结。”

在纪克宁看来，一代人跟一代人不一样。她们这一代承上启下做了好多，都是从最基层做起，从什么都没有开始摸索，所有东西都是慢慢地从实践中磨出来的，所以比较有耐性。“心中无缺叫富，被人需要叫贵”，这是纪克宁的座右铭，也是这么多年来的感悟。

从业53年来，纪克宁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参加过上山下乡，深入民情，这让她走得也更踏实，不仅积累和更新了专业知识，也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实践。

“我很感谢这个职业。感谢病人通过自己的病痛，成就了医生治病救人的梦想。每例急救成功，更加坚定了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信念。”

在医生这一职业变得如此敏感的今天，纪克宁也从未后悔过踏入这一行。“我觉得每个人的病都是一本书，过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医生这个职业会让原来感性的自己变得更理性。这样也比较能宽容别人。”

谁是强势？谁是弱势？

从医的人往往对家庭付出很少。纪克宁的先生也是医生，夫妻俩都缺席了儿女的成长。“小时候女儿在北京归奶奶管，儿子在天津归姥姥管，这也是为了学业。”虽然如此，纪克宁并不遗憾，“医生就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个年代我也是觉得自己要多进步，多为病人解除病痛。”

从业这么多年，纪克宁深深体会到，医护人员已经成了尚未成功的医改道路上的牺牲品。“医学是有风险的行业，目前国内医护人员多超负荷工作，活多、钱少、高危已成为中国医生的标签。最严重的是执法不公，法律往往将患者视为弱势群体，将举证责任倒置，使得医生成为戴罪之身，作为执业医师深感屈辱。”

1990年代以前，纪克宁从未意识到医患矛盾这一问题。“1990年以后只是个别现象，根本构不成整个社会的大问题。但2000年以后再加上医闹，一下子就出现了‘不打医生打谁，不打护士打谁，打的就是他们’的普遍现象。”这种把对社会的不满、对医院的不满发泄到医生身上，让医生当替罪羊的举动，让纪克宁内心很是不舒服。